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未能坚持良好货币政策的原则

债券投资者不明白，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关于恢复价格稳定的承诺，与利率政策上的不作为如何能并行不悖。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货币政策上的含糊其辞，并未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沃什作为变革的推动者来到美联储，并迅速启动了五个团队，以审查美联储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和通胀框架等领域——这些主题确实需要新的处理方法。 但在采取行动遏制通胀方面，他没有时间等待这些团队的结论。 沃什在货币政策上刻意保持模糊，并未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在一系列供给冲击之下，政策委员会对通胀反应迟缓，正加深其在金融市场和公众中的信誉问题。 在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后，沃什在7月新闻发布会上的沟通方式受到了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关乎风格，或他不愿评论经济和政策前景的问题。真正的抱怨在于：债券投资者不明白，他一再承诺恢复价格稳定，与利率政策上的不作为如何能并行不违。到新闻发布会结束时，短期利率显著下降，但长期国债遭抛售——将30年期国债收益率推高至5.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可能代价高昂。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提高了美国财政部和购房者的借贷成本，而持续的通胀继续剥夺普通美国人的日常购买力。 评估沃什在美联储领导力的一种方法，是看央行是否在履行其自身的“良好货币政策关键原则”。到目前为止，它并未达标。 货币政策需要被公众充分理解并具有系统性。 在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一个问题时，沃什称美联储“从事的是表现业务”。到目前为止，沟通的表现好坏参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有19名参与者。许多人解释了他们的政策观点如何随着新数据和新风险而演变。 达拉斯联储行长洛里·洛根（Lorie Logan）在7月会议上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她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物价涨幅可能会稳定在2%至3%之间。“我们不应在实现一个目标时永远成功，却错失另一个，”洛根在7月16日的讲话中谈及稳定的低失业率和高通胀时表示。“适度提高利率将更好地平衡前景和风险。” 并且，与她的观点一致，她正是这样投票的。 当被问及为何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时，沃什表示：“我们将履行国会赋予我们的责任，今天的会议以及为今天会议所做的准备，是通往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这并未传达出一种系统性或可理解的货币政策方法。在通胀高企、可根据需要加息或降息的非危机环境下，省略详细的前瞻性指引或许是合适的。但美联储在利率设定中仍是重要参与者，因此应提供一些关于官员们如何得出结论的信息。当美联储在持续通胀期间维持利率不变且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时，投资者的反应是推高收益率以补偿通胀风险。就这么简单。 当经济在潜在水平以下运行且通胀低于目标时，央行应刺激经济；当经济过热且通胀过高时，央行应收紧政策。 这看起来足够简单，但实时衡量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是困难的——尤其是在过去几年经济遭受多次冲击的当下。沃什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个令人鼓舞之处是，他描述了政策制定者如何努力研究这些冲击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价格，以及他们有哪些工具可以应对。他提到了疫情、军事冲突、能源中断、关税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激增。 这些都是重要的讨论和研究方向。但他并未将任何这些观察结果与近期行动联系起来，而且目前看来，关税、战争和AI热潮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持续的通胀。 美联储应分别针对通胀的持续上升或下降，以超过一比一的比例提高或降低政策利率。 在这一原则的教科书式案例中，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将利率提高了超过5个百分点，以应对通胀上升。两年期通胀保值国债（TIPS）的实际收益率从约负3%跃升至2023年下半年的3%峰值。 自2024年以来的降息，加上因伊朗冲突导致能源成本高企而再次上升的通胀，使得短期实际利率处于低位。例如，从联邦基金利率中减去纽约联储衡量的一年期家庭通胀预期（约3.7%），得出的实际利率约为零，而一年期国债票据的实际利率略高于半个百分点。美联储从未完成遏制高企且粘性通胀的任务。低实际利率无法解决问题。 到目前为止，基于市场的长期通胀预期指标仍保持锚定。但投资者似乎将通胀回归2%目标的条件设定为更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不推行政策，其信誉将受损，市场将质疑其执行价格稳定的决心。在7月FOMC会议后声明发布至新闻发布会结束之间的时间窗口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简单的预演。 如果沃什主席希望市场承担部分重任，在不经美联储行动的情况下推高利率以应对通胀压力，他必须阐明美联储将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数据做出反应。即使不提供关于联邦基金利率下一步变动的指引，他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货币政策的立场不应仅凭实际利率的水平来判断。对家庭和企业最终重要的是整体金融状况，而它们目前是刺激性的。达拉斯联储行长洛根在解释其异议的声明中提到了这一点。 尽管近期股价下跌，但股票估值仍处于高位，彭博衡量高风险高收益债券利差的指标较其10年平均水平低近一个百分点。通过模糊的沟通和不明原因的政策惰性（导致长期债券收益率过度上涨）来收紧金融状况，是一种高成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