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需要“建设”，还是需要“抄他人作业”？

来源：鹏友来开会 近两年来，围绕中国股市的量化交易、大股东减持，舆论场展开了多轮激烈讨论。其中，要求停掉量化交易的呼声很高，还有的要求实施T+0，这些要求的落脚点是：让普通股民赚钱。那么，该如何系统化考虑接下来的中国股市改革呢？停掉量化是不是可以立竿见影呢？ 首先，“让普通股民赚钱”这个命题，要框定法律含义，不能无限扩展其内涵。 无论股票发行市场，还是交易市场，其实都是有风险的，因为股票价格总是在波动的，而不可能直线上升，有时，涨得越快越高，跌得也越快越狠。普通股民作为“武器”不足的小投资者，在角逐激烈的市场当中，惟有跟随大势才行，而看清大势又很不容易。 所以，政府（行政监管）的作用就是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全面、及时，不能有死角、有隐藏、有偏颇、有特例，否则，普通股民就可能因此形成误判，导致不应有的损失。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个市场是存在的，有时还十分严重。无论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专业机构，还是政府部门，都存在涉股市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全面、不及时的情况。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是维护“普通股民”权益的根本。 需要冷静看到，并不存在一种神奇的制度，可以把赚钱机会倾斜给普通股民！因为，发行市场上，大股东、战投、承销商的跟投者占据主导地位；二级市场上，大股东、专业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地位；分红时，大股东多分；操作技术和工具上，普通股民其实也没有优势。 所以，“让普通股民赚钱”这个命题，只能框定为“在信息披露真实、全面、及时的基础上，普通股民可以更多在一级市场获得申购权，在二级市场公平交易，平等获得分红，专业机构不能利用自身优势不公平交易”。 第二，站在全市场角度考虑量化交易、大股东减持制度。 普通个人投资者当然反对量化交易、大股东减持，因为这两个因素都是和普通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利益增厚机制相悖的。散户希望的是：每买一只股票，立即有人抬轿子。但这不是真实的市场。真实的市场是有买就有卖，而且每一对买卖关系背后的理由大不相同。第一代中国股民生活在“股少钱多”的历史时期，买一只股票就有人来抬轿子，的确很有成就感。但现在市场的深度已经大大拓展了，老经验已经不管用了。同时，历史积累的制度失衡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 2005年底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带来过轰轰烈烈的长牛行情，为什么？因为，当时大股东向普通个人投资者让渡了权益。随后为什么大盘长期低迷？因为利益矛盾、供需矛盾又重现了。为什么“易会满中后期”市场情绪那么低沉，因为低质量大规模发行加重了市场矛盾。即便2024年2月7日之后，监管做了一系列调整，但前期积累的供需矛盾并未全部化解。彻底走上市场供需平衡的状态，还需要一点时间。 对于量化高频交易，起初人们并不熟悉，大家发现其坏处时，它已经泛滥成灾了。于是，监管者采取了亡羊补牢措施。作为全球主要市场都在使用的一种工具，量化高频交易进入中国，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将其与融券等手段结合起来操纵市场，是必须禁止的。调整对量化交易的监管，只能从这个层面抓，即坚持信息披露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量化交易过度时，居然占全市场交易量的三分之一，涉嫌扰乱市场预期、破坏宏观经济治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至今仍主张对这一情况问责追责。】 有人说，散户跑不过量化交易，所以应该停了它，这是错误的。如果80岁的老人走不动了，就给每个年轻人腿上绑沙袋，可以吗？显然不对。但是，年轻人不能挤占80岁老人的道路。所以，量化高频交易占市场比例太高了，挤占其它交易者的通道，不行；或者过于高频，影响整个市场估值体系，也不行。为此，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股市的整体结构，把量化限定在趋利避害的区间内。 对于大股东减持，其实我国的限制是挺狠的，2017年又从严了一轮，我对此并不赞成。为什么？第一，任何股东都有卖出股票的权力，超过民商事法原理的限制属于侵权。传统制度之所以对大股东抛售股票有限制，是为了交易公平，因为大股东掌握着关乎上市公司前景的内幕信息。而限制大股东抛售的主要措施是，遵循“慢走”原则。但是，目前中国的大股东减持制度早已超过的“慢走”原则。这是错误的。第二，正是这种对大股东减持的过度限制，导致了发行市场、二级市场股价不真实，引发一系列不应有的投机行为，使得市场良性循环越来越难。如果把大股东真实的抛售需求交给市场，谁还敢硬把发行价格推高？谁还能在二级市场玩推高套现游戏？ 大股东把公司推上市，目的就是增厚自身资产价值，其抛掉（本质是转让）一部分股票，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至于那种清仓式抛售的，欺诈上市的，只要查实有欺诈事实，依法惩处就可以了。而超越民商事法一般原则的限制，只能扭曲市场预期、扭曲市场估值体系。 可见，量化交易、大股东减持不单是散户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我国股市走市场化道路必须尊重的问题。即，量化交易可以搞，但是不能挤占中小投资者的交易空间，不能损害市场估值体系。大股东减持需要是天然的，应当真实展露出来，并给予更加务实的机制安排。大中小股东共同把上市公司发展好，才是正路。 第三，中国股市需要“建设”，而不是“抄作业”。 我今天与大家交流中国股市建设问题，是因为看了上边这个视频。视频中所洋溢的“一条大河”那种情感，“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那种豪情，被股市的金钱博弈文化冲击得太严重了！其实，中国股市最终还是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建设的，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太多的“内讧式”的讨论，这是中国股市建设的“毒素”，需要重视和洗涤。 大股东、小股东之矛盾，流通股、限售股之矛盾，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之矛盾，监管者、被监管者之矛盾，这些都不可怕——市场中若没有矛盾，也就不叫市场了。 但如何化解矛盾，增进共识，提高中国股市的认同度、感召力、竞争力才是落脚点。如果借着大股东、小股东之矛盾，流通股、限售股之矛盾，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之矛盾，监管者、被监管者之矛盾，制造认知分裂、人群分裂、股市治理分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中国股市有自己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特点，并且不可能短时间改变，那么，理所当然要按照这个现实来制定制度措施，最大限度达到公平正义，同时，不能捆住自己的手脚，为长期发展预留空间。对中国股市要有“建设”心态，不能重复历史上的推倒重来的错误做法；也不能刚有一些成绩就忘乎所以，忽视甚至忘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特点，给它乱压任务；还不能把市场建设的责任交给外部，以为外资多一点就如何如何，自己不坚定清醒，靠抄作业解决不了自身根本矛盾；尤其不应该把“市场自身的发展结果”装扮为“监管成绩”，监管者的任务就是监督执法，大家一起维护公平正义秩序，中国股市自然可以强大起来。 中国股市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合作竞争的平台和枢纽，老百姓信赖它、企业需要它、外部认同它，这才是落脚点。而中国股市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受到外部的各种“关照”，被安排进了美西方主导“国际叙事”，这也是我国不少金融干部被美西方反复渗透的底层逻辑。如果说，我在2002年、2007年、2012年强调外部对中国股市的破坏时，大家还有所质疑，那么，到了中美贸易战时期，这种质疑就消失了。“易会满中后期”的一系列错误做法，本质上没有超出对美西方言听计从的框架。 金融活动没有国界，但金融利益、资本市场利益是有国别的。做强中国股市，是所有中国金融业界的天然责任。而做强中国股市，要从中国自身实际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实际出发，统筹内外因素，统筹开放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只要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股市在这里，全球的凤凰都会来。中国普通股民的利益，也必然基于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股市。 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股市，是有大股东减持的，也是有量化交易的。关键是，定价权在自己手中，定价机制受到广泛认同。